(39)Vgl.Thorsten Kingreen/Ralf Poscher,Grundrechte,32.Aufl.,2016,Rn.98。

注释: [1]董大胜，2021. 党领导下新中国审计法制演进与思考 [J]. 审计研究(5):3-8. [2]葛文菊，1982. 上海市会计学会组织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审计条款 [J]. 上海会计(8):43-45. [3]顾奎相，1993. 陈古鉴今 经世致用——评中国国家机构史 [J]. 中国图书评论(5):34-35. [4]顾为铭，2006. 胡乔木与审计制度的确立 [J]. 当代中国史研究(2):108-109. [5]贺鹏皓，刘西诺，南永清，202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审计百年历史演进 [J]. 审计观察(6):54-59. [6]胡乔木传编写组，2015. 胡乔木传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 [7]李宗兴，1982. 国家行政机关建设的里程碑 [J]. 政治与法律丛刊(1):69-75. [8]刘大贤，赵连城，1982. 关于建立我国审计机构体系的探讨 [J]. 经济与管理研究(5):23-27. [9]懋桦，尹兰天，1982. 草案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的若干特点 [J]. 法学杂志(4):27-29. [10]王向明，1982. 宪草体现了革新国家机构的精神 [J]. 现代法学(3):13-15. [11]许崇德，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12]许安标，2021. 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新时代加强改进人大监督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J]. 中国法律评论(5):1-16. [13]熊宇昊，2022. 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开态势分析 [J]. 武汉商学院学报(1):78-85. [14]于明涛，1999. 社会主义中国审计制度的创建 [M]. 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 .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1953. 苏联财政监察工作 [M].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编辑 . [15]张希坡，1982. 革命根据地的审计立法及其基本经验 [J]. 法学杂志(6):23-27. [16]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1990. 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 [M].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1993. 审计工作重要文件选编 [M]. 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 . [18]朱永恒，2006. 我国审计监督制度的历史考察 [J]. 福建史志(3):38-40. 韩大元，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该条款还明确了审计机关的领导体制，对该条款中领导一词的内涵，要结合审计法第9条和其实施条例第43条的规定来进行综合分析。

国家经济规范、高效、稳健发展，离不开必要的规范管理机制，这其中经济监督制度受到高度重视。那么，关于审计监督权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该如何理解？从文义来看，依照法律规定意味着独立的状态和程度应由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进一步具体细化、展开，即通过审计法对其进行诠释，如业务专业性保障、经费保障、履职保障与人员稳定性保障等。1949年人民银行设立，1953年政务院颁布《省(市)以上各级财经机关与国营财经企业部门监察室暂行组织通则》，明确了银行部门的审计监督职责，之后人民银行又制定《中国人民银行监察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各监察室的审计监督工作任务。制定细化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对干部考核、任免、奖惩影响的具体操作标准，切实发挥审计结果的强关联作用等。审计制度强化了议行合一体制下权力内部的分工制约功能。

其次，完善国家机构体系与治理机制的需要。（三）强化审计监督结果的运用 审计法治的健全还应在审计监督结果运用方面进一步加强。这一点正是翟小波认为我在宪法是否成文方面举棋不定的主要原因。

虽然其他的部门法总则也会面对类似问题，但仍有处理的方式，一是可以通过特别法的方式予以容纳，二是可以通过归入其他部门法的方式进行吸收。[12]但这个标准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意义的，这件事情是主权之类政治概念的用武之地。陈景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由于理想理论对非理想理论形成正当性上的压力，从而构成了修正实在法规定的根据，这就是在以间接方式作用于实在法，所以它自然也就是法学了。

虽然在现象上，宪法的必然属性的确可能是所有实在宪法共同拥有的部分，但一是能够共同拥有的，绝不仅限于必然属性，一定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因为原来的最高法院试图从宪法条款中解释出堕胎权，无论这个论证过程是否理由充足，但它本身因为是关于堕胎权是否合宪的判断而应当被否定。

[24]因此，到目前为止，刑法、民法或行政法之类的部门法，仍只是在价值（一般）的问题上与法理学遭遇，例如法理学者对整个私法之价值（矫正正义）的讨论。[10]最近刑法学界关于法秩序统一性的讨论，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关于刑法是法律总则的努力。在我看来，合宪性审查一定只是关于是否违宪的判断，进而除了被否定的违宪情形外，这些既不违宪也不合宪的情形就是宪法所支持的，当然更不用说那些明显合宪的情形。[10]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279-302页。

但这个说法会面对一个挑战，即一方面承认规则属于法律规则而不是法律之外的规则，另一方面承认规则又是最重要的次级规则，于是这种说法意味着宪法并非法律中最重要的规则，这样就与宪法的地位冲突。[13]Joseph Raz, Practical Reason and Nor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p.151-152. [14]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1994, p.40. [15]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如果一个判断越抽象，那么它就越不具备回应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我所忽视的是，是历史本身具有论证的意义，无论是关于宪法（学）的还是关于法律（学）的，更会是关于所有领域的。[32]其四，在性质的问题上，法理学只会与宪法学相遇，因为只有宪法能扮演法体系之构成性条件的角色。

[18]其实，这同样还是一种实践姿态，即法律专家同样需要秉持这个观念。但反对者可能认为：由于无论缺少了宪法还是缺少了部门法，就都不存在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

其实，从它们出发还会引出另外一个至少同等重要的问题：宪法学者必须得面对这个宪法的法理学看法吗？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吗？ 我的身份和我的工作表明，我认为这种宪法的法理学不但成立，而且非常重要，以至于宪法学者也必须正视这种讨论。但不要因此误解，认为既然不违宪=合宪+既不违宪也不合宪，所以不违宪的判断还是能化约为合宪的判断。

进而它才能够与那些巨型的社会争议保持间距，才能避免被多数的民意或直观上最有吸引力的价值裹挟，宪法的特殊稳定性才有可能长久维系。[19]其中，所谓价值上的一般指的是关于实在法的理想理论或立法论，而性质上的一般指的就是对法律是什么这个法理学经典问题的回答。六、余论：如何理解（宪法的）历史 翟小波说我忽视历史论证的重要性，[57]他的意思应该是我忽视宪法（学）历史的重要性。或者这样说，宪法没有历史，尽管宪法实在法的确有历史，但那都只是关于历史的而不是关于宪法的。让我从这样的问题开始：为何我会对张翔的研究不满？这是因为合宪性审查之外的剩下两重关系（尤其是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这重关系），[8]蕴含了一种错误的宪法观。所谓首要标准指的是，宪法的独特地位是法体系或法律体系性的概念要求，这无须透过与部门法的关系才能获得说明。

[15]此时，只有放弃宪法是法律总则的看法，才能容纳这些无法再被抽象的内容，这是正视宪法新进展的唯一选择，此外别无生路。但这个粗略的答案，至少会面对两种反对意见：一是你的工作一定要以宪法为对象吗？为何就不能以其他类型的法律或其他部门法为对象呢？二是你以什么样的宪法或具体哪个宪法为对象呢？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不就是为宪法学者独占或有知识优势的领地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的研究凭什么属于法学（法教义学）呢？你跟对宪法有兴趣的文化学者或随便什么人的看法有区别吗？这两个问题看起来挑衅味道严重，但并不是无事生非、吹毛求疵，而应当被认真对待的真正困难，这涉及法理学关注宪法的正当性根据。

因此，如果一部实在法只包括了这些偶然内容，那么它并不一定就是宪法，除非它还同时拥有该必然属性。（二）宪法的性质：两个具体回应 1.关于承认规则 正是因为只有宪法扮演法体系之构成性条件的角色，而其他部门法并不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宪法与其他部门法必然存在性质上的差别，它们不可能是同类性质的法律或法规范。

不过，这里面的融贯和一致，并不是宪法法理学符合宪法教义学的融贯，而是宪法教义学符合宪法法理学的融贯。当然，一个反对意见会这样认为，此时只要做更进一步的抽象就可以了，例如用天鹅会飞取代天鹅是白的，如果再遇到不会飞的新种类天鹅，那么再抽象出天鹅是禽类（所以有的会飞、有的不会飞）如此等等。

以奥斯丁为代表的法律命令理论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就被认为是以刑法为模型建立的、关于法律一般性质的看法。（翟小波提出这样的问题。此时，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的两分其实已经无法维持：如果宪法解释的含义就是结合具体案件阐明宪法规范的内容，那么一方面它与宪法的二阶性矛盾，另一方面与合宪性审查之是否违宪的性质矛盾。这是因为，一方面，到底哪些非必然属性的内容会规定在特定实在宪法中，在形式上只取决于偶然的立法（制宪）事实。

在我看来，以下推论是理解具体化之含义的唯一方式：由于具体化明显是个具备程度性的形容词，所以它的含义要在与相对应语词的比较中获得理解，而相对的形容词就是抽象（化）。我其实并不关心民法学者的看法，而是要追问如下问题：如果罗马法或民法中存在根本法的内容，这或许可以说存在民法体系，但能否由此证明存在一国整个的法体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宪法的独特性就被否定了，它不再具备法体系之构成性条件的地位，因为民法（或其他的部门法）也行。

[56]仅从宪法的性质上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期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判决的做法，的确满足对合宪性审查的理解。所以，法体系之构成性条件是唯有宪法才有的地位，虽然其他部门法（主要是民法）曾事实上越俎代庖。

所以，我的看法是，实在宪法中当然可能存在根本法式的规定，但它们都是宪法的偶然内容，无关宪法的必然属性。既然如此，那么宪法的成文化就与宪法的性质脱离开来，似乎只是一个关于宪法的实践问题。

其实，试图证明本法是法律总则并不只是宪法的愿望。但要注意，这个结论并不只适用于宪法学，而是适用于所有的部门法学，而这正是所谓部门法哲（理）学之名号的最恰当含义。以上这个想象的研究，就不再属于（作为教义学的）宪法学，而是属于法理学。总分则之间不可能是一阶和二阶的关系，无论是整个部门法的总分则之间，还是分编总则与同一分编的分则之间。

于是，我们才有了指责其他国家的道德理由，而被指责的国家不能以本国实在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对抗的根据，因为这会误解上述讨论的理想性质，因理由上的不对称而丧失辩解的效果。非常明显，部门法总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内而言，透过抽象-具体的方式，使得表面上零散的多个具体法律规范，最终凝结成一个整体或体系。

不拥有必然属性的（实在）宪法不再是反对该宪法概念的合适理由，反而说明它们其实并不具备宪法的性质。如前所述，由于其中的法律可理解为实在法，这个定义的关键就落在如何理解一般这个语词。

这种宪法观由两个主张组成：主张1——宪法是整个法律或法体系的总则。[36] 在一阶与二阶的关系中，宪法显然具有二阶的属性，它是法体系中的二阶规则，哈特称之为次级规则（secondary rules）。